中国经济出路在哪里？
先引用一下李稻葵的一段言论，他说：“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经济下行，而是长期增长潜力无法有效发挥；不是通缩，而是通胀总居高不下但结构性通胀更严重；不是失业增加，而是劳动力供给短缺和工资涨得让企业受不了……这些矛盾的焦点可以用一个词来表示——结构性失衡。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难题，关键就在于调整结构。”（引自“李稻葵：警惕中国经济结构失衡”） 所以，问题的答案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去寻找。 先说宏观的，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目前面临“一低两高”的难题，即居民消费率偏低，政府和企业支出过高，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偏高。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可以参见我以往的回答（为什么中国要调控房地产？还有多大空间？）。简单说就是，过低的居民消费水平导致国内需求不足，需要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水平，提高人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激发国内的消费潜力；而企业和政府的支出过高，主要是由于过去投资过度以及政府融资平台透支了未来收入导致的，现在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量化债务规模和结构，降低企业和政府的支出水平，否则结构性通货膨胀会愈演愈烈。
再说微观的，我认为企业的经营效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2010年，中国企业平均销售成本费用率为37.4%，到2015年虽然下降到36%，但是相比国外仍显偏高。同时，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上升到62%，明显偏高了。如果企业经营效率不能得到提升，利润空间得不到改善，企业不仅缺乏创新的动力，而且加重了居民税负负担，同时增加了金融风险。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下行压力。如何应对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出路何在?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提法，或许可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所在。所谓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鼓励产业创新、降低企业成本、淘汰过剩产能、培育新兴产业，以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提法与2015年之前需求侧管理的取向有所不同。
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主要通过扩大投资、刺激消费、鼓励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在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需求侧管理政策效果可谓立竿见影。面对外需严重萎缩的困境，我国政府主导的“扩内需、保外需”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及时、果断地注入天量流动性，有效对冲了外需萎缩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为经济恢复元气奠定了基础。但是，当经济企稳回升之后，继续沿用需求侧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刺激经济政策不加调整，货币条件过于宽松，就可能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危险。尤其是需求侧政策的效应有不断衰减的态势，需要不断增加投资规模，才可能达到同样的刺激效果。因此，继续使用需求侧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而且，当需求侧的短期刺激政策被经常使用，甚至固化，成为政府管理经济的“常规武器”，甚至成为各利益群体博弈、平衡的手段时，其弊端就难以避免了。
近年来，我国政府主导型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造成一些地方和部门过度依赖投资增长;城市与农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房地产业、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强，企业盈利空间被挤压，产业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持续发展能力亟待提高。面对这些“成长中的烦恼”，再沿用需求侧短期刺激政策，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需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供给和需求两侧都存在一些问题，而主要矛盾在供给侧。一方面，居民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意愿被低质量的供给体系所压抑。另一方面，企业适应供给能力不足和新的生产要素制约，使得有效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结构变化的要求。例如，我国的消费品工业产能普遍过剩，但我国居民去国外的“爆买”却是持续的新闻。又如，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中国品牌的世界级产品还不多，缺乏世界名牌。这种供求失衡的问题不是依靠需求侧的政策所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只有通过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即供给侧改革才能解决。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经历了“出口导向-投资主导-供给发力”三个阶段，而供给发力的本质就是靠创新支撑的增长。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释放新的改革红利，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出效率和资本回报率，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激发各种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力。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短期政策，而是长期性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