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化严重吗？
“中国”这个概念太宽泛了，以至于没法简单地给出答案。 以GDP总量计，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体的组成部分；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计，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 但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0%左右、美国水平的25%左右，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还有很远。
以金融资产计，14亿人中有6亿中产阶级，1.8亿高净值人群。但一方面，我国家庭财富分配中，长期储蓄占70%以上，房地产占比也很可观，真正用于金融投资的资金并不多，另一方面，我国居民的投资行为非常保守，93%的居民家庭把大部分钱存在银行里，不到7%的城镇居民会将全部存款用来购买金融产品。 (Piketty 2014)
当然，上述统计数字只是就整体而言。如果将视野投向个人，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核心家庭与单身贵族越来越多，作为传统社会结纽带的大家庭逐渐解体，意味着作为整体向下的代际转移不再顺利实施，上一辈往往无力帮助年轻一代实现“反哺”和“逆袭”，而年轻一代也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向上传递自己的收入水平；其次是地区之间的差异明显存在，发达地区的城乡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保上的支出负担远比欠发达地区要轻，使得发达地区居民有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不同阶层之间也有差距，比如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近4倍，这中间的收入差正是来自人力资本的差异。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用单一的数字去度量中国的“资本化程度”。
我个人认为，讨论中国“资本化水平”的问题，应该从两个视角去看待，一个是微观个体的视角，另一个是宏观社会的视角。 从微观个体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资本化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的流动性偏好，二是该项资产的供给。 所谓流动性偏好，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国家的人们有多喜欢把钱以货币形式存起来，而不是用它来购买消费品或投资其他资产。如果人们愿意大量持有流动性好的现金以及容易变现的资产，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有一个高的“资本化水平”。反之亦然。
在理论上，只要给定充分的信息，人们总是最优化自己的行为，因此一个国家的流动性偏好是有其基本面支撑的。比如，由于缺乏对信息的有效处理能力，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使得人们对未知风险的规避变得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会尽量持有货币这种方便携带且风险较低的资产，从而推高一个国家“资本化水平”的指标。
关于影响一国流动偏好因素的分析，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这里就不详细阐述了。 需要提到的是，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看起来不合常理的行为其实都是有其合理解释的。比如我们常听说“拿铁因子”——一项研究显示，美国人一年花在咖啡上的钱超过10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消耗掉11亿的杯咖啡，如果你能坚持每天早上喝一杯拿铁咖啡，一年下来你就能省下一台好车的钱！类似的，有一项研究估算，在美国每年有超过10亿美金的金钱被浪费在对宠物进行不必要的治疗和照顾上。这些看似匪夷所思的做法背后其实都有合理的解释，比如说人们通过咖啡的摄入可以产生短期的精神兴奋，而宠物带来的情感慰籍有助于降低人们的焦虑水平，这些都是出于人对不确定性规避的本能反应。
同样地，在一个缺乏有效金融体系的国家，人们总会寻求各种方式对冲未来不确定的风险，为此他们可能选择囤积实物商品（如大米、面粉等），也可能是买房买车，当然还有人会选择攒钱，而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都是一致的。 我想说的是，一个国家无论资本化和市场化程度如何，人们对风险的厌恶总是存在的。为了对冲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总要在现期做出各种决策，在这些决策的合力作用下，一个“资本化水平”很高的国家其实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