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精准投资？
作为公共决策领域中的热点问题，“投资效率”一直备受瞩目。 201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报告》指出，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融资存在明显缺口；到2030年，亚洲需要新增基础设施投资56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78万亿元），年均增速达5.9%。然而，受资金来源、项目质量等因素影响，基础设施投资效益并不理想。
在我国，投资效率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外资使用规模不断扩大。据商务部数据，自上世纪90年代至2019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金额达37849亿美元（约合27469亿元人民币），但同期对外投资额仅约3845亿美元（约合277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入世以后，我国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获取的外资为日本全年的GDP的3倍左右，但以投资换回来的利润却仅相当于我国全年GDP的2%不到。投资与回报的严重失衡表明，无论是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后进者”还是作为发展中大国，我们面临的“投资效率”问题都尤为突出和重要。
那么，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何在呢？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无疑为各国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供给渠道并降低了交易成本，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以往那种依靠政府主导、市场体制不健全、资源配置低效的情况难以持续。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在开放的环境中提高投资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成为必然选择。 但是，提高投资的效率并非易事。因为投资效率的提高既要靠外在市场的约束，又要靠内在的制度完善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努力。在外商投资方面，过去我国经常采取优惠待遇的方式来吸引投资者，这种依靠政策红利来换取短期发展的做法虽能在短期内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却会扭曲市场信号，降低投资效率。在对外投资方面，我国的很多企业往往缺乏国际化的思维，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现象较为严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了投资效率的水平。
提高投资的效率既需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又需完善相应的制度供给。首先，政府应该为企业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律体系与环境，这有利于企业集中精力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提高效率；其次，改革审批制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也是提高投资效率的关键所在；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机制，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提高投资效率的必要条件；最后，建立市场退出机制，让落后企业和技术没有市场空间，这也是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