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遗产税何时征收？
1、我国目前并没有开始征收遗产税，但关于遗产税的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2013年6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开展遗产和资源税改革试点”；同年9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研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加快推进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2014年5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修订草案）》，其中规定“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获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以及从事房地产开发等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即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房产征税。
2、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深入发展和房地产税改革的逐步推进，个人住房房产税将在近期内出台。上海、重庆两地作为房产税试点地区，虽然制定了相应的征收政策和标准，但是并未对房价产生明显影响，公众对于房产税的讨论热度也不断下降。但随着改革步伐的逐渐加快，个人住房房产税改在所难免。
3、与遗产税类似，房产增值税目前在很多国家都属于流转税范畴，实行的是70年代的税法，而遗产税属于财富税范畴，大多在20世纪以后开征。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和房地产调控的大背景下，先开征房产增值税再考虑遗产税的问题较为可行。
中国遗产税从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立法之初就提出要“进行立法研究”，到今天，虽然中间经过了很多波折和反复，也曾一度从法律中拿掉以示缓征，但20年过去了，这个在立法者心目中的“不着急”的税种，还没等到“时机成熟”就被彻底地放弃了。200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遗产税草案》）被正式列为不再继续审议的法律草案，意味着在未来的立法规划中，遗产税已几乎不可能再“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遗产税草案》是中国现行法律中惟一一个被明文确定为“暂不提交审议”的法律，被搁置的原因非常直接：实际征收困难。这种困难既表现为遗产评估制度、公民财产申报登记制度等先决法律制度的缺失，也表现为在“中央要搞，地方不想搞；高收入者不搞，低收入者没钱搞”（人大法工委复函原话）的现实条件下，征收遗产税的现实理由不足。尽管如此，中国仍有很多学者不认为开征遗产税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从国际上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时才推出遗产税的，就收入分配调节问题，目前，中国还可以考虑改进个人所得税，如征收资本利得税等。
除了理论界以外，开征遗产税还获得了来自最基层人大代表的积极建议。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贵州代表团的145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关于推进遗产税、赠予税制度研究，择机出台相关法律的议案”，其中指出“我国继承法与遗产税法相脱节”，“继承法将使部分高收入者合法地把巨额财产不纳税就转移给后代，既不利于贯彻税收法律的严肃性和继承法的正确实施，也不利于发挥税收调节个人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显然，“减少贫富差距”、“贯彻税法”是代表们最关心的问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香港作为我国少数征收遗产税的地区，自1959年征收到1992年停征的30多年间，除了对富人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外，对税收收入的贡献始终十分有限，因而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税收。
不过，香港的情况对于内地有比价价值，在香港，不仅高收入者和基层人大代表的态度存在差距，法律界与普通民众的态度也有对立。香港法律界代表认为，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有“自行制定税收”的权力，因此有权根据本地区的需要决定是否开征遗产税，而《基本法》对“自行制定税收”并无任何限制和规定，因此，中央政府应尊重自治区域的税收决定权，事实上，这种开征遗产税的权力是中央政府让渡给香港的，1997年香港回归后曾沿用了一段时间，1998年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宣布搁置，此后虽经过法律修改，但未再征收。
可见，内地与香港的代表都从“地区自主权”和“减少贫富差距”等公共利益着眼，表达了对遗产税的积极态度，但来自香港民意的调查显示，高达83%的香港人反对开征遗产税。张斌向记者解释说，香港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地区自主权”，当地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开征行为，如果当地认为征收阻力大于“减少贫富差距”等公共利益，立法者就会放弃这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