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在中国排行第几？
先亮身份，我与德旺先生有过一面之交。 那是我还做记者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认识曹德旺。我说不认识。对方说他是德旺先生的朋友，从香港过来拜访他，约了时间，问了地址就挂了。
我赶到曹家，门开着却不见人。我问管家，管家说先生去了武夷山。我问为什么去武夷山。管家笑了：“福耀玻璃厂正在那边建工厂，他去视察了。” 我很惊奇：“他自己的公司自己却不过问？” 管家说：“他对自己的企业很有自信，他相信自己的眼光。” 在我印象中，曹德旺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而且他的自信中有一种让人折服的气质。
后来我做了财经专栏作家，写了《激荡》、《浪潮》，再见到曹老师的时候就问他，如何看待中国很多企业家缺乏自信。他说： “中国的企业家都是一边拿钱一边骂钱怎么这么难赚……西方的企业家也是一边拿钱一边骂钱怎么这么好挣！”“我自己创业的时候，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一天工作20个小时，累得像狗一样，但我依然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的企业是一棵摇钱树啊。” 说到最后，曹老师的眼睛都亮了。
我问他为何如此开心。他说：“我认为我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 后来，我就问他排在全球富豪排行榜第几位。他说： “你搞错了，我不是富豪，我只是有好多房子和汽车而已。” 再问：“那您资产大概有多少呢？” 他笑而不答。
曹德旺先生是中国第一大、世界第五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集团的掌门人。1956年，曹德旺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县的一个小村庄里。父亲有兄弟四人，祖上还有一点薄产。分家时，二叔出走台湾，父亲、三叔和伯父3家平分了9间房子，4.5亩老宅，360元法币。由于二叔在台湾有薪水寄回家里，3家分产就相当于是把二叔的财产均分了。因此二叔的父母就跟着大伯一起生活，母亲和三叔分家后也没有搬出去。由于父母年纪都不小了，3个儿子就共同赡养二位老人。一家人生活虽然不富裕，倒也其乐融融。直到1956年，家里添了一个大胖小子，一切开始改变。
父亲给这个家带来了第7个孩子，母亲连同6个子女全靠老人赡养，这事儿怎么都说不过去。伯父、三叔都说父亲要赡养自己生的孩子，而7个孩子中最大的15岁，最小的不到2岁。“一人难养七张口”，于是父亲只好带着两个不满10岁的小孩，搬出了祖居的3间老屋。
从此，三叔、大伯一家、父母、小叔一家分成了3户，生活更困难了。父亲借了堂叔的1间4平方米的房子，家里所有的东西全装进去，还是挤不下，只好在屋子里搭一个阁楼，放点东西。大伯、三叔和母亲看到这情景，都劝父亲把孩子过继给别人。父亲发脾气了，大声说：“宁可讨饭，也不会把我们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
母亲也不肯开口，死死拖着父亲，父亲只好把房子让给弟弟父母带着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借住在一个远房婶婶家，在那里搭了个4平米杂屋，母亲煮饭，全家7口就在这里吃饭。晚上，4个孩子打地铺住在这里，父母在里面搭个木板床遮挡一下，合衣躺在木板上。冬天，盖两条旧棉絮。1960年春，父亲借了些钱买了一辆板车，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挑砖头、搬木料，靠出卖体力养家糊口；母亲则在家一边带着3个不满5岁的小孩子，一边帮人做“三来一补”来养家。
曹德旺排行老大，下面还有5个弟妹。由于家穷，他5岁时，就被父亲送到当时最基层的教育机构——“启蒙学”，这里教他们认字、算术，没有老师，没有课本、教室，全是一帮人凑合在一起学，学到3年级，就被父亲接回家种地了。当时，农村最穷的人家也要送一个孩子读书，父亲不让他念书，他多次给父亲说好话，都被父亲怒“呵”回去，说：“家里这么穷，还念什么书?”17岁，曹德旺就去了乡镇的运输队当司机，每月20多元钱。运输队工作11年，由于他开车很小心，从没有发生过一次交通事故，是全队最出色的司机。他从1981年承包了乡镇的高山玻璃厂，到1983年就盈利35万元。1985年，把高山玻璃厂发展成福建省最大的水表玻璃厂。这期间，他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使他从一个农村人转变成了一个城里人，见识也大有长进。
1983年，曹德旺被安排去山西考察一家正在建设中的玻璃厂。当时国内的玻璃厂95%都不赚钱，考察这样的玻璃厂，在人们看来就是“公费旅游”，连老婆都觉得丈夫是“大福气”。但曹德旺去了山西，不仅实地考察了玻璃厂，而且与厂领导及工人一起进行了大讨论，还专门参观了一家汽配玻璃厂。由于山西与中国台湾接壤，所以他们参观时还去了中国台湾，参观了中国台湾人的汽车玻璃厂。通过考察，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汽车玻璃厂是“朝阳产业”，不但有活干，而且有赚头。
回到福建后，由于当时国家严格限制个人投资建厂，他的计划一直无法实施，于是他开始在高山玻璃厂干起了汽配玻璃业务。他的汽配玻璃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但毕竟只是给玻璃厂干点活，挣不了多少钱。1987年，当地政府开始允许个人投资建厂，但需要200万元。200万元是个天文数字，于是
